袁崇焕杀毛文龙是逞一时之快，为自己被杀埋下隐忧

毛文龙是浙江杭州人，万历四年（1576年）出生于杭州府钱塘县的松盛里，自幼家境贫困，随母寄养于舅舅沈光祚家。年轻时穷困潦倒，学麻衣相术，摆测字摊替人看相谋生。据说，他还学习孙吴兵法，好谈兵事。

三十岁那年，他只身北上，经北京走山海关、宁远一带。舅舅沈光祚当时任山东布政使，向辽东巡抚王化贞推荐毛文龙，称赞他是“奇才”，“慷慨多大略，且究心时事久矣，试与之一旅，必能为国效力成功名”。王化贞授予毛文龙都司职位，天启元年（1621年）五月毛文龙率军丁将近二百人，涉海三千里，直入虎穴，擒叛将佟养真父子于镇江，一举收复辽东数百里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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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阳失陷，他从海道遁回，乘虚攻下鸭绿江边的镇江堡。镇江堡即九连城，近鸭绿江入海口，位于定辽右卫（凤凰城）东南，与义州隔江相望。王化贞授予他副总兵，命他驻守镇江堡。镇江堡失守后，他率部撤往鸭绿江口近海的皮岛，随后晋升为总兵。皮岛也称东江，又名椴岛，属平壤府三和县，此岛东西长十五里，南北宽十里，与鸭绿江口的獐子岛、鹿岛构成三足鼎立之势。其地理位置介于辽东、山东登莱之间，号称孔道，颇具战略价值。毛文龙登岛后，披荆斩棘，筹备器用，召集流民，通行商贾，南货绸布，北货参貂，挂号抽税，不过几年就称为雄镇。

天启三年（1623年），毛文龙与部下商议：辽东要地唯金州（即金州卫，今金县），南通旅顺口，北至三牛坝，西通广宁，东可图复。若得此城，陆路可扼建州骑兵，水路可往登州运粮停泊。便率部将张盘等攻下金州，自己仍退回皮岛。由于此战告捷，朝廷提升毛文龙为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认可他设镇皮岛。

在多年征战中，毛文龙战功显赫，他自称：“数年间，屠杀万余奴，献俘数十次”；朝廷也赞誉他“浑身是胆，满腹皆兵”“好大将材也”。在短短几年中，他由都司迅速升为总兵、左都督、平辽将军，原因就在于此。当时朝廷上下都以为毛文龙在海外有牵制后金军队的功劳，兵部的估价是：毛文龙灭奴不足，牵奴则有余。工科给事中杨所修的高论颇具代表性：“东方自逆奴狂逞以来，唯一毛文龙孤撑海上，日从奴酋肘腋间撩动而牵制之”；“奴未出老寨则不时攻掠，以阻其来；奴离窥关则乘机捣袭，以断其后。”

因此熹宗在给毛文龙的谕旨中多次称赞他：多方牵制，使奴狼狈而不敢西顾，“唯尔是赖”。熹宗在派遣内官监太监王敏政、御马监太监胡良辅前往李朝册封国王时，特地命他们转道前往皮岛，赏赐毛文龙银两蟒衣，以示嘉奖。

毛文龙

毛文龙以明朝封疆大吏的身份在皇太极继位后与之多次联系和谈，以维持边疆安定。在天启七年（1627年）给皇太极的信中说：“缅唯令先君犯辽之举，皆由我国当元文武二臣不本我先帝之命擅自妄为，以致令先君一怒而做出不和之事……但今两国相持终无结局之期，何不一和相约，共图息肩之策？前有袁抚台议和之事，由于众官议论纷纭，故此处分未妥。若以本镇便宜海外，议疏甫奏圣旨即允，实与别议不同者，定不蹈耽延两国大事之地也。”

思宗即位后继续执行对毛文龙优容的方针。但是朝廷中一部分大臣鉴于他的跋扈态度，经常对他加以掣肘，引起毛文龙的不满，他上疏皇上说：“臣势处孤立，动遭掣肘，功未见其尺寸，怨已深于寻丈，而皇上知之否？”思宗深表同情地答复他：“毛文龙本以义勇简任东江，数年苦心，朕所洞鉴，人言何足置辩！”

袁崇焕诛杀毛文龙的过程

户部以为毛文龙虚冒军饷，于崇祯元年（1628年）六月派户部员外郎黄中色专理东江饷务，前往皮岛核实，建议朝廷以东江兵员三万六千之数发饷。毛文龙大为不满，认为派来查核军饷的黄中色以一岛兵丁之数代替各岛兵丁之数，太过于昧良心。思宗也不同意户部的这种做法，他在给毛文龙的信中说：“辽民避难，屯聚海岛，荷锄是民，受甲即兵，难与内地金募额饷相同。文龙宜乘机奋勇，着有显效，谁得以糜饷为借口！”

显然思宗不赞成以糜费军饷为借口对毛文龙进行钳制，而主张对远在海外孤军奋战的毛文龙采取特殊政策，不妨在军饷上稍微宽松一点，以激励其奋勇报国之心。其实虚冒军饷是当时各边各镇的普遍现象，并非毛文龙所独有。何况毛文龙为了应付皮岛等岛屿以及金州等陆地驻军的开支，除了朝廷固定的额饷外，还在海上经商，与暹罗、日本交易货物，每月收入白银十万两，尽充军饷。因此思宗所说“谁得以糜饷为借口”是言之有理的。

问题就在于督师袁崇焕对毛文龙也有成见，终于导致辽东前线的两员大帅的矛盾激化。袁崇焕履任后，他的头衔是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以钦差大臣出镇行边督师，毛文龙毫无疑问在他的节制之下。他久闻毛文龙在海外多年，势如割据，不受节制，因此他在离京前就确定了对毛文龙的基本态度：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除之。

皮岛位置图

作为钦差督师的下马威，他首先试图从经济来源上卡住毛文龙，迫使他就范。在这种背景下，他宣布申严海禁：不许登州一船出海，凡运往东江的物资装备，一概由关门起运至宁远近海觉华岛（今菊花岛），经督师衙门查验后，再由旅顺口转运至东江；而先前由天津所运的粮料，也改由觉华岛起运，全由督师衙门挂号，方许出海。这一举措不仅控制了毛文龙的粮饷装备的供给渠道，而且切断了毛文龙海上贸易的命脉，无异于给毛文龙致命一击。

毛文龙只得向皇上申诉：自从受到几十份奏疏诽谤以来，早已心如死灰，只因圣恩未报，才力疾以做未完之事，这是臣的愚忠，并非栖栖恋位。谁知袁督师封锁登州沿岸，不许一船出海，以致客船畏法不敢前来，故而部下士兵慌忙说“是拦喉切我一刀，必定立死”。

“拦喉切我一刀”，此话虽不免有点夸大其词，但多少还是道出了袁崇焕对毛文龙的基本态度。毛文龙上疏后，见皇上没有表态，于是再上一疏，倾吐他孤撑海外的苦衷：臣受命九年，自身甘苦与敌方情势的本末已报告多次。责臣虚冒军饷，是朝廷终于未明，而臣心又终于不白。是臣以虚报多数冒领军饷？以兵数定饷而贪图金钱？都不是，只不过力图恢复辽土，倘得饷具充足，便可乘机扫荡巢穴。

思宗毕竟遥隔千里，对袁、毛两人矛盾的激化程度没有深切的了解，故而对毛文龙的奏疏只是轻描淡写地答复：“岛兵裁定，照额发饷，近已有旨。督师欲而咨筹略，军中一切事宜当从长商榷。”他无论如何没有料到，时隔不久毛文龙即身首异处，再也无法“从长商榷”了。据后来袁崇焕向皇上报告：“自去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龙有死无生矣。”可见袁崇焕决心除掉毛文龙已成定局。

袁崇焕曾在皇上面前夸下五年平辽的海口，又手持尚方宝剑，统揽辽东军事大权，不能容忍再出现先前那种“经抚不和”的互相掣肘现象，因此他要皇上撤销辽东巡抚与登莱巡抚两个建制，对于一向不听节制的毛文龙当然不能坐视。然而毛文龙已经尾大不掉，不仅有一支独立的毛家军（将领都改姓毛），而且深受皇上信赖，除了先斩后奏的非常手段，别无他法。

进士出身的袁崇焕毕竟比行伍出身的毛文龙工于心计精通权术，而且督师的官衔与权力也使他处于主动地位。于是袁崇焕精心策划了一个圈套，让毛文龙来钻。为了麻痹毛文龙，袁崇焕请求皇上催促东江司饷户部郎中先凑发十万两军饷，以缓解毛文龙的怨气。待毛文龙戒心消除后，他又借口面授方略，商议东西夹击的军事计划为名，邀请毛文龙离开皮岛赶往三岔、旅顺间。他的这一报告得到了思宗的批准。接下来袁崇焕便要设计杀毛文龙了。

袁崇焕

袁督师要杀毛帅，此事计议已久。据他日后说，崇祯元年（1628年）进京时，与朝中大臣谈及毛文龙，他明确表示要“徐图之”。内阁辅臣钱龙锡为此事再三斟酌，亲自到袁崇焕寓所商议。钱龙锡问及辽东事宜，袁崇焕回答：“当先从东江坐起。”钱龙锡不解地问：“舍实地而问海道，何也？且毛帅未必可得力。”袁崇焕解释道：“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他还对钱龙锡说：“入其军，斩其帅，如古人作手，臣饶为也。”把他还未出关就要置毛文龙于死地的决心流露无遗。毛文龙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

袁崇焕出关后一直忙于平息宁远、锦州的兵变，收拾关宁兵马，暂时无暇顾及此事。待到关宁兵马收拾停当，便倾全力对付毛文龙。

先是派文官以饷司名义前往皮岛监视，之所以不派武官而派饷司，是为了让毛文龙的部下有所利而无所疑，同时又可为“毛帅冒饷”造成舆论。接着就是申严海禁，切断海上通道，一切粮饷物资均须经由宁远督师衙门批发，造成毛文龙的经济困境。到了这年十二月，袁崇焕所谓“徐图之”的计划已大体安排停当，毛文龙“有死无生”已成定局。

毛文龙还蒙在鼓里，当他派人向袁督师索饷时，袁还佯装不知其详，故意在大庭广众之间说：“文官不肯体恤武官，稍有不合，便思相中，成何事体？既乏饷，何不详来？”于是把天津运来的粮饷拨十船发给来人，并且写了一封信慰问毛文龙，还随船送去犒赏银两、猪羊酒面之类。袁崇焕日后声称：“凡此，皆愚之也。文龙果堕彀中。”

也就是说，他是双管齐下：一手钳制，一手迷惑。毛文龙到底是一介武夫，至死都没有识破督师大人算计他的谋略。他还特地赶到宁远去参见袁督师，表示对顶头上司的礼节。袁崇焕为何不在宁远自己的地盘将毛擒杀？那是考虑到毛的部下不能亲眼目睹，恐怕激成事变而负隅顽抗，残局反而不好收拾。

因此，袁崇焕决定深入海岛，到穴中擒虎。在宁远会晤时他就与毛文龙相约：在双岛再次会面，兼带检阅东江官兵。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二十五日，袁崇焕从宁远出发，经中岛、松木岛、小黑山、大黑山、猪岛、蛇岛、虾蟆岛，二十九日抵达双岛（距旅顺陆路十八里水路四十里）。毛文龙于三十日夜从皮岛赶来，次日前往督师船上拜谒,并呈上币帛酒肴等礼品，聊表欢迎之意。

过后不久，袁崇焕来到毛文龙的营帐回拜，寒暄过后，袁崇焕试探道：“辽东海外止我两人之事，必同心共济方可成功，历险至此，欲商进取大计。有一良方，不知患者肯服此药否？”毛文龙随口应道：“某海外八年，屡立微功，因被谗言，粮饷缺乏，少器械马儿，不能遂心。若钱粮充足，相助成功，亦非难事。”

袁崇焕起身告辞，对送行的毛文龙说：“舟中不便张筵，借帐房于岛岸饮。”毛文龙礼貌而恭敬地答应了。六月初三日，袁崇焕登上双岛口，毛文龙率东江官兵列队欢迎。

进入帐篷后，毛文龙的卫士带刀环侍于袁督师身边，显见得毛文龙有点紧张。袁崇焕却雍容大度，使毛文龙感到不好意思，便斥退了卫士，两人密语至三更。次日，毛文龙设宴为督师大人接风，又密语至晚上。

袁崇焕

此中密语，据后来袁崇焕奏报，大致如下：袁：“久劳边塞，杭州西湖尽有乐地。”毛：“久有此心，但唯我知灭奴孔核，灭了东夷，朝鲜文弱，可袭而有也。”袁：“朝廷不勤远略，当有代劳者。”毛：“此处谁代得？”

看似闲聊的对话中，已隐约可闻些许火药味了，袁督师要毛帅告老还乡，毛帅则反唇相讥，大有此地舍我其谁的意思。袁崇焕调换话题，借口要赏赐毛部官兵每人银一两，米一石，向毛索要官兵花名册，毛不愿亮出家底，漫应道：“本镇所带亲丁，现在双岛者三千五百余人耳，明日领犒。”交谈中，袁崇焕还通过毛文龙的随从，转达改编部队、听从节制、设置道厅行政机构等事宜。毛文龙同意编营伍、受节制两项，而不同意设道厅。

六月五日，袁崇焕在双岛召集随毛文龙前来的三千五百名官兵，加以犒赏。毛文龙进入袁崇焕营帐而谢，袁问：“镇下各官何不俱来见？”毛当即召来部下将官进入营帐，袁逐个询问姓名，不料都说姓毛，什么毛可公、毛可侯、毛可将、毛可相。毛文龙在一旁解释：“俱是敝户小孙。”袁崇焕说：“你们那里都姓毛，是出于不得已。这样好汉俱人人可用，我宁前的官有许多俸，兵有许多粮，尚然不能饱，你们海外劳苦，每月只得米一斛，甚至家有数口俱分食这米。乏亿至此，情实酸痛，你们受我本部院一拜。为国家出力，自后不愁无饷。”

这一席话既有同情又有煽惑，不加掩饰地流露出要收拾毛文龙、整编其军队的用心。督师大人恩威并施的话语使毛部将官感动得连连叩头谢恩。袁崇焕乘机单刀直入，责问毛文龙：“本部院节制四镇，清严海禁，实恐天津登莱受腹心之患。今请设东江饷部，钱粮由宁远达东江亦便。昨与贵镇相商，必欲解银自往登莱籴买。又设移镇、定营制、分旅顺东西节制，并设道厅稽查兵马钱粮实数，俱不见允。终不然只管混帐过去，废坏朝廷许多钱粮，要东江何用？本部院披肝沥胆与你谈了三日，只道你回头是迟也不迟。哪晓得你狼子野心，总是一片欺诳，到底目中无本部院犹可，方今圣天子英武天纵，国法岂容得你！”

不待毛文龙分说，袁崇焕当众宣布毛文龙当斩之罪，收捕入狱。毫无思想准备，一向桀骜不驯的毛文龙，岂肯在自己的地盘就范，倔强地不愿束手就擒。见毛文龙不服帖，他大声说：“今日杀了毛文龙，本部院若不能恢复全辽以还朝廷，愿试尚方以偿尔命。”又向毛文龙的部下说：“毛文龙如此罪恶，尔等以为应杀不应杀？若我屈杀文龙，尔等就来杀我！”说罢作了一个延颈就戮的姿势。其实他早已命随行参将谢尚政等布置停当，毛文龙的部将已无反抗的可能。众将官相视失色，无可奈何地叩头哀告。

袁崇焕声色俱厉地说：“文龙一匹夫耳，以海外之故，官至都督，满门封荫，尽足酬劳保得，藉朝廷之宠灵，欺诳朝廷，无法无天！夫五年平奴，所凭者祖宗之法耳，法行自贵近始，今日不斩文龙，何以惩后？皇上赐尚方正为此也。”

毛文龙

毛文龙听了此话，以为处死他乃是皇上的旨意，神色顿时颓丧，一时语塞，连连讨饶：“文龙自知死罪，只求恩赦。”袁崇焕毫不松口：“你不知国法久了，若不杀你，东江一块土非皇上所有也！”他朝西叩头请旨：“臣今诛文龙以肃军政，镇将中再有如文龙者，亦以是法诛之。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说罢，取下尚方宝剑交给旗牌官，立即将毛文龙斩于帐前。

接着，袁崇焕宣布：毛文龙部下照旧供职，各复原姓；改编东江军队，分为四协，分别由毛文龙之子毛承禄，旗鼓中军徐敷奏，游击刘兴祚、副将陈继盛统辖，东江一切事权由陈继盛代管。次日，袁崇焕为毛文龙举行祭礼，他在灵柩前拜祭道：“昨日斩尔，乃朝廷大法；今日祭尔，乃我辈私情。”六月初九日，袁崇焕离开双岛登舟启程，经旅顺返回宁远。

袁崇焕先斩后奏，杀了毛文龙后再把此事报告皇上。大敌当前，未经请示竟然擅杀一名大帅，此事非同小可，无怪乎他要“席藁待诛”了。思宗接到这一消息大为震惊。《明史·袁崇焕传》说：“帝骤闻，意殊骇，念既死，且方倚重崇焕，乃优旨褒答。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

他不得不改变先前对毛文龙的优容态度，支持袁崇焕，几天后思宗又向兵部发去一道谕旨，重申他对袁崇焕杀毛文龙的看法：“朕以东事付督师袁崇焕，崇焕目击危机，躬亲正法，据奏责数十二罪状，死当厥辜。大将重辟先闻，自是行军纪律，此则决策弭变机事猝图，原不中制，具疏待罪，已奉明纶，仍着安心任事。”

冤杀还是该杀？

我们看看袁崇焕给毛文龙十二条罪状：九年以来，兵马钱粮不受经略、巡抚管辖；全无战功，却报首功；刚愎撤泼，无人臣礼；侵盗边海钱粮；自开马市，私通外夷；亵朝廷名器，树自己爪牙；劫赃无算，躬为盗贼；好色诲淫；拘锢难民，草菅人命；交结近侍；掩败为功；开镇八年，不能复辽东寸土。

且不论袁崇焕所说是否证据确凿，即使全部都是事实，这十二条中也只有二三条够得上称为罪状，其余各条大多为官场与军队的通病，并非毛文龙所独有，如果以此定罪处死，那么应当处死的官员将数不胜数，何必定要杀毛文龙不可！

朱由检

这是令毛文龙及其部下无法心服口服的，然而这时已经没有辩白与洗刷的余地了，因为袁崇焕有尚方宝剑在手，可以先斩后奏。这一事件的处置着实耐人寻味。对于思宗而言，有无可奈何的苦衷，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已把辽事全盘托付给了袁崇焕，由他全权处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先斩后奏处死毛文龙自然难以问罪。但是内心深处思宗一向器重毛文龙，反对袁崇焕处死毛文龙，如果以此追究袁崇焕专擅，势必影响“五年平辽”的大计。他只要求袁崇焕能实现其立下的五年平辽的军令状，在此前提下，一切都可以听任他便宜行事。否则，新账老账一起算。

对于袁崇焕而言，杀毛文龙是逞一时之快，犯了一个大错误，于己于国都没有好处。对己而言，正如他在杀毛文龙之前发誓时所说的那样：“我若不能恢复辽东，愿齿尚方以谢尔”；在给皇上的奏疏中也说：“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这就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如果不能实现五年平辽的诺言，那么日后的下场也许比毛文龙更惨。谈迁说得好：“杀岛帅适所以自杀也。”

对国而言，临敌斩帅乃兵家之大忌，同室操戈，使皇太极消除后顾之忧，坐收渔翁之利。这一切不幸而被毛文龙言中：“将江山而快私忿，操戈矛于同室。”令人惊讶的是袁崇焕在杀了毛文龙之后也流露出这样的心情，在归途中赋诗一首，不加掩饰地抒发了“同室操戈”的遗憾，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边衅久开终是定，室戈方操几时休。”

诚然，毛文龙飞扬跋扈，不听节制，虚冒军饷，都是有案可查的，犹如割据一方的军阀。但是他毕竟是明朝的大帅，在东江有着不可替代的牵制作用。夏允彝的评论或许比较客观公正：“文龙当辽事破坏之后，从岛中收召辽人，牵制金、复、海、盖，时时袭东，有所斩获，颇有功。但渐骄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饷又过多，朝论多疑而厌之者，以其握重兵，又居海岛中，莫能难也。”袁崇焕之杀毛文龙反映了朝论的这种倾向。

但是，从全局看来毛文龙不当杀，他作为平辽将军的存在毫无疑问对后金是很大的威慑力量，有着不可忽视的牵制对方军事力量的战略意义，即所谓“奴离窥关，则乘机捣袭，以断其后”。这是后金当局进关骚扰的最大后顾之忧。

即使袁崇焕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点，他在给思宗的奏疏中说：“东江一镇，乃牵制之必资也。”所以后金把毛文龙视为眼中钉，派兵征讨难以奏效，又试图招降也没有收到什么效果。皇太极无法做到的事，袁崇焕帮他做到了，这岂不令亲者痛仇者快吗？以后的历史证明了这点。毛文龙被杀的直接后果便是几个月之后发生的“己已之变”。这一事件从反面证明了毛文龙的牵制作用一旦解除，后金便可以肆无忌惮地长驱南下，骚扰京畿重地达数月之久，足以发人深省。然而袁崇焕斩毛帅之事，由于思宗明确表态支持，朝中无人敢持异议。

毛文龙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等人在登州公然发动武装叛乱，几乎所向披靡，酿成山东大乱。它以一种令人遗憾的方式向人们表明，毛文龙的军队并非袁崇焕所说的那样只会冒饷不会打仗。不久，孔、耿率部投降皇太极，日后成了南下攻伐的一支相当有杀伤力的部队。当然,孔、耿的叛变责由自负，但袁崇焕“斩帅”起到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作用，则是不可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