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聚焦：晋西南劲旅，山西新军决死第二纵队及所属各团组织沿革发展简史

自从笔者开坑写了决死三、四纵队和工卫旅的简史后，后续内容就一直搁着没填，今天忽然想到就来继续把这个坑填一下。这回要介绍的是以韩钧为领导核心、原活动于晋西南地区的决死二纵队，该纵队曾一度发展到九个团1.4万余人的规模，后在晋西事变中突破阎军封锁，转移到八路军晋绥抗日根据地，走上了新的征程。

决死二纵队建军一周内阅兵式

决死二纵队最初是1937年12月由决死第四、五和六总队合编而成，纵队长陈庆华和参谋长艾子谦都是非阎锡山嫡系的旧军官，政委张文昂和政治部主任韩钧是地下党员。由于建军没多久，陈庆华觉得这个事情不好干就辞职了，参谋长艾子谦只能同时代理纵队长一职，这样等于是二纵队的领导权从开始就掌控在以韩钧为核心的地下党手中。为加强领导，八路军总部还派原红一军团保卫局执行部长钟义成（化名钟人舫）以军事教官的名义到二纵队工作。

(资料图片)

1937年12月，侵华日沿同蒲铁路南下晋西南，二纵队奉命留在当地开展游击战争，阎锡山将晋西南洪洞、赵城、临汾、灵石和霍县五县编为第六行政区公署，由张文昂兼任公署主任。张文昂利用这个机会，趁着蒋军大溃退的功夫，组织了十几个游击小组到第六行政区组织部队，短时间就又组织了八个团，后整编为六个团。唯一可惜的是，第六行政区保安队被顽固派县长崔道修所控制，后来发展为专门和新军作对的新编第一旅。

1939年4月秋林会议后，为控制二纵队，阎锡山宣布取消纵队部和政委制，并将二纵队的八个团分拆为晋绥军独立第二旅、第196旅和第六行政区保安旅，旅长分别为白英杰、艾子谦和郝德青。韩钧对这一命令进行了抵制，在内部会议中决定没有他的批准任何决议都无效。阎锡山也见招拆招，调韩钧到秋林开会，想将其收买或扣押但没有成功，最后看在韩钧对他态度还是很尊敬的份上就放他走了。

1937年9月，韩钧（左二）与决死二纵队部分领导人

第四总队的前身是组建于1937年4月的晋绥军陆军军士训练第一、二团，各有学员900余人，军官均来自原各地保卫团，政工干部则出自牺盟会太原军政训练班，团长是旧军官郭飞龙和崔郁。8月1日，经一团的500名官兵和二团的400名官兵志愿报名，组建为决死队第二总队，后又补入国民兵军官教九团的200名官兵，到9月15日，二总队已发展到2000余人，总队长崔郁，张文昂和韩钧分别担任政委与政治处主任。

太原沦陷前夕，阎锡山拟调二总队到太原打巷战，后经韩钧劝说才同意将部队南撤。为加强领导，韩钧抽调部分可靠官兵组成政治保卫队，后政卫队被转交给第二战区行营政治处，扩编为山西新军第209旅。1937年12月二纵队成立后，二总队改称四总队，由地下党员郝德青担任政治处主任。半年后总队长崔郁也被韩钧设计调走，由参加过宁都起义的红军连长王英清接任总队长，这样四总队实际上已被牢牢控制在组织手中。

四总队成立后一直战斗在晋西南吕梁山区，与侵华日军作战颇多，英国记者弗尔曼也到部队里采访过。1939年春，通过收编游击三支队和临汾县自卫队四中队，四总队曾发展到五个营的规模，后这两个营仍留在汾河以东活动。1939年夏，应阎锡山要求，四总队改称独二旅27团，但在二纵队内部仍以四团称呼。为预防阎锡山搞事，王英清将包括三个营附、七个连长在内的20多个旧军官打发去了秋林，并枪毙了企图叛变的机枪连连长安维校。

四总队政治处主任韩钧、郝德青

第五总队的前身是1937年11月由灵石游击队改编的二总队四大队，及在洪洞县万安镇扩编的四总队五大队，12月成立二纵队时，把第四、五大队合编为五总队，后又扩编出两个大队，使得全总队兵力达到2000余人。五总队队长及政治处主任由原二总队一大队教导员、地下党员廖井丹兼任，副总队长、两个大队长及六个中队长也都是红军干部，所以五总队从组建之初就是一支掌握在地下党手中的武装。

1938年2月，阎锡山曾调旧军官郭熙春来当总队长，但此人嫌条件艰苦，不久就就借口生病逃之夭夭了，之后便由红军干部钟义成代理总队长。在红军干部的指挥下，五总队在吕梁山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于1938年4月首擒一名侵华日军，1939年1月因取得午城战斗的胜利而获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通报嘉奖。

1939年春，廖井丹调延安学习，五总队政治处主任由地下党员李晓村接任。在4月的罗汉村战斗中，五总队与日军一个大队血战29小时，在二纵队内部赢得了“老虎团”的称号，但因为旧军官出身的团附李子法指挥呆板，导致部队在敌人炮火打击下受到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秋林会议后，应阎锡山要求，五总队改称独二旅28团，但在二纵队内部仍以五团称呼。

五总队政治处主任廖井丹、李晓村

第六总队的前身是组建于1937年3月的国民兵军官教八团，有学员1500余人，团长是晋绥军少将李廷秀，由于此人儿子是地下党，加上张文昂在工作中比较团结他，所以地下党在该团工作比较顺利。太原沦陷后，教八团被调到晋东南地区，并于12月被改编为二纵队六总队，原总队附、旧军官陈纯汉升任总队长，政治处主任原为地下党员傅雨田，后傅雨田因身份暴露被转移去一纵队，地下党员廖鲁言继任政治处主任。

在廖鲁言领导下，六总队很快就发展到2000余人，并参与了粉碎日军围攻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战斗。晋绥军独七旅旅长田树梅曾想吞并这支部队，结果只拉走两个大队长等少数旧军官，这反而有利于六总队内部的巩固。为以防万一，1938年10月张文昂还是设法将六总队调回晋西南，靠近了二纵队领导。秋林会议后，应阎锡山要求，六总队改称独二旅29团，但在二纵队内部仍以六团称呼。

1939年夏，陈纯汉和廖鲁言都被调走，由旧军官陈雉卿继任总队长，此人是个变节分子，所以很了解地下党的那一套，平日里动不动就唱唱《国际歌》、讲讲夏伯阳的故事，新任政治处主任刘英才23岁没有斗争经验，很快就着了陈雉卿的道。在陈雉卿安排下，他从晋绥军第19军调来20多个旧军官，安插到总队附、军需官、二大队长等重要岗位上。1939年秋，上级调地下党员李曙森接任政治处主任，但他也没有识破陈雉卿的真面目。

六总队政治处主任廖鲁言、李曙森

游击第三团的前身是组建于1937年11月的八路军晋西游击支队，支队长是地下党员曹诚，政委是地下党员李文炯。1938年1月，游击支队开赴赵城县接受二纵队领导，不久扩大到千余人，改称二纵队新编一总队，1938年7月改称游击第三团，曾一度发展到近2000人。秋林会议后，应阎锡山要求，游击三团改称第196旅15团，但部队控制权仍在地下党手中。

游击第四团/保安第十一团的前身是成立于1938年2月的隰县自卫队，在收编了隰县其他地方武装后，先后改称二纵队游击四支队、新编二总队。7月，由于部队被调到外线打游击，一度由900余人减员到400余人，后又收编游击一、二支队，并改称游击四团，总兵力1000余人，团长是旧军官刘毅民。秋林会议后，刘毅民被成功排挤走，团长由张龙韬接任，部队改称保安十一团，并被编入第六专区保安旅。

游击第五团的前身太原沦陷后，组建的洪洞、赵县和临汾三县抗日自卫队，1938年4月三座县城沦陷后，三县自卫队在八路军帮助下被合编为三县联合游击支队，支队长杨育才和政委李明成都是红军干部，后部队改称二纵队新编四总队、游击第五团，总兵力1200余人。秋林会议后，应阎锡山要求，游击五团改称第196旅17团，但部队内部基本没有旧军官，所以在晋西事变前夕经常与晋绥军第61军发生小冲突。

游击三团团长曹诚、政委李文炯

游击第十二团的前身是成立于1937年10月的汾西抗日游击队，队长是地下党员、汾西县长狄景襄。1938年4月，部队被改编为第六行政区保安四支队，不过为摆脱保安司令崔道修的控制，12月部队又被改编为二纵队游击第十二团。秋林会议后，游击十二团改称第196旅41团，并收编了原决死三纵队游击十支队，支队长、变节分子陈雉卿曾短暂担任41团团长，后改由红军干部贺鸿庆任团长，不过三个月后贺团长在一次侦察活动中不幸被日伪军俘虏。

保安十二团组建于1939年6月，辖三个营共1000余人，其中一营是1938年7月以随营二分校一部为基础组建的二纵队游击三支队，后改称四总队四大队；二营是1938年1月以灵石游击队为基础组建的五总队四大队；三营是1938年初由第六行政区机关保卫连和永和、大宁抗日自卫队合编而成的保卫营。部队组建后被编入保安旅，由五总队调总队附李子法来任团长，此人是个伪装成进步分子的旧军官，政治处主任则为地下党员张少康。

此外二纵队还曾辖一个由新编三总队改编的游击第六团，后该团调入工卫旅，故这里就不再介绍。为培训干部，二纵队还有一个随营二分校，由韩钧、张文昂亲自主持工作，1938年7月以后改称二纵队军政干部学校。1939年8月，阎锡山想把这个学校吞并，韩钧表面上将学校撤销，实际以第196旅民运队的名义继续执行办学、培训任务。

决死二纵队成立一周年领导合影

这样，到晋西事变前夕，决死二纵队辖三个旅八个团及其他后方单位，共计指战员12485人（减去了调入工卫旅的游击六团）。虽然明面上纵队政委制备撤销，但各级干部仍团结在以韩钧和张文昂为核心的周围。八个团长中有六人完全可靠（另二人为潜伏的变节分子），两个旧军官旅长实际上完全被架空，故在部队控制权上基本没什么大问题。

1939年11月29日，单独活动于晋西南地区的决死四纵队33团在团长鲁应麟挟持下叛变，游击三团和四总队各派出一个营，将33团的一个营及团部拉回。同日，阎锡山秘密调集晋绥军四个军又一个师一个旅的兵力，打算消灭包括二纵队在内的、离其老巢最近的晋西南新军，幸好此时韩钧及时摆脱阎锡山的拉拢，赶回纵队司令部布置反击作战。

12月2日，六总队首先解除了晋绥军第61军一个营的武装，阎锡山开会宣布“韩钧反了”，震惊中外的晋西事变，就这样以二纵队的被围攻拉开了序幕。接到阎锡山的信号，第196旅旅长白英杰立即挟持旅部叛变，并将游击三团的两个连缴械。独二旅旅长艾子谦则自知完不成任务，只带着两名警卫员偷偷投降了晋绥军第19军。

1940年1月，决死二纵队与友军在临县会师

为反击阎军，韩钧、张文昂将决死二纵队、第209旅与八路军第115师晋西支队合编为晋西南抗日拥阎讨逆军，与阎军激战两周，但由于负责军事的八路军陈支队长指挥失误，未能完成歼敌一路的第一步计划，也未能完成南下突围到阎军后方的第二步计划，遂经上级批准后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转移，并协助当地新军将晋西北的晋绥军全部驱逐，俘虏骑二师副师长郭如嵩。为吸引敌主力注意力，游击三团奉命留在敌后游击，后成功突围归建。

在激烈的反顽战斗中，陈雉卿和李子法的狐狸尾巴也终于露了出来。12月11日，陈雉卿借口要去偷袭新一旅旅部，带着六总队的一个营企图叛变，并派人去杀害政治处主任李曙森，二连指导员姚永征立即站出来将部队大部拉回，李曙森也幸免于难，仅陈雉卿带着少数人逃走。12月27日部队北上过封锁线时，李子法串通六连长王汉芳密谋叛变，但幸好被进步排长李培祥告发，政治处主任张少康当机立断逮捕并处决王汉芳，最后仅李子法等几个人逃走。

转移到晋西北根据地后，由于之前在反顽战斗中损失较大，二纵队对部队进行了缩编。原四纵队33团余部被编为游击三团二营，保安十一团被分散编入八路军第115师晋西支队和决五团，游击五团被编为决四团三营，游击十二团被编为决六团一营，保安十二团被分散编入决四、六团。这样缩编后的决死二纵队共辖四个团，总兵力5200余人（由此推算反顽战斗中减员7000余人），司令员和政委仍为韩钧和张文昂。

1940年，张文昂（左七）、韩钧（右四后）与晋西北新军干部合影

百团大战后，新生的二纵队又兼任八路军晋绥军区八分区，并又将游击三团缩编为决五团一、三营，此时政委张文昂调延安学习，由保安旅组织科长王逢源接任政委，下属各团团长也先后调延安学习。军区成立后，由于频繁遭到日伪军扫荡和蚕食，根据地实控区和部队实力也受到了不小损失，参加过宁都起义的纵队副司令员、原红二师四团团长刘德明也在1942年2月的一次反扫荡战斗中牺牲。

因此到1942年6月，决死二纵队总兵力仅剩2816人，到年底二次精兵简政后，总兵力更是下降到1280人，决四团被裁撤，决五、六团被两个营级的支队。至此，二纵队的番号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纵队司令员韩钧调延安学习，八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由红军干部罗贵波兼任，两个支队长王文礼与郭庆祥都是红军干部。

在挺过了华北敌后抗战最艰难的阶段后，八分区的形势也在逐步恢复和好转，深入根据地内的日伪军据点被陆续挤走。1944年11月14日，六支队被扩编为豫西军区特务团，随韩钧司令员南渡黄河开辟八路军豫西根据地，这支部队后来发展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四纵队12旅34团、解放军第19军55师163团，参加了淮海战役、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等多次战役。

八分区司令员罗贵波、副司令员刘德明

六支队被调走后，八分区将汾阳、汶水县大队合编为新六支队，由原决死十总队教导员张献奎任支队长，汾阳县书记陈郁发任政委。抗战胜利后，新六支队被改编为晋绥军区独四旅12团，后被编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二纵队，参与了解放大西北和进军新疆的战斗，并被改编为新疆军区第4师一部。一同被编入一野二纵队的还有原八分区五支队，该部队后来也参加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是为解放军陆军第4师10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