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视讯！西班牙殖民者制造大仑山惨案后明神宗竟在诏书内为殖民者进行辩解
从明朝中后期开始，西方殖民者陆续侵入东南亚，在争抢香料、开拓殖民地的同时，也开始对久居此地的华人进行迫害，乃至屠杀。在晚明时期，西班牙殖民者曾在菲律宾大肆屠戮华人，遇难者数万人，然而当消息传回国内后，万历帝并未对同胞的悲惨遭遇表示同情，亦未严惩西班牙，而是说了一番无情冷血的话，令国人为之寒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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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代中国即已开辟了东南亚、阿拉伯直至东非沿海的广阔航线，至郑和下西洋时代则到达集大成的巅峰，并设吕宋总督、满剌加外府、旧港宣慰司。此后，欧洲人航海至于东方，其率先进入中国南海疆域的是刚刚廓清国内民族宗教局势、急望于海外建立威力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明代后期，中西势力在南洋形成相对峙的局面。
早在西班牙殖民者入侵菲律宾之前，大量的中国移民便已经迁居至此，并凭借着聪明勤奋、吃苦耐劳，得以在当地发财致富。到万历三十年（1602年）时，菲律宾华人总数已增至四万余人，而西班牙殖民者仅有二千多人。西班牙殖民当局虽然对华人的强势存在深感忧虑，但慑于明朝的实力，一时间还不敢轻举妄动，直到被接连发生的3件大事所刺激，才坚定他们的排华意图。
万历二年（1574年），大海盗林凤被明朝击败后，率众渡海进攻吕宋岛，意图在菲律宾建国。虽然最终击退林凤的进犯，但西班牙殖民当局却开始猜忌当地华人，认为他们在暗中支援海盗集团。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菲律宾总督达斯马里纳斯在远征摩鹿加群岛期间，因虐待船上的华工潘和五等人而被刺杀，更坚定了西班牙人对华人的敌视。在这种情况下，殖民当局开始煽动排华浪潮。
朱翊钧
就在这危急、微妙时刻，贪财如命的明神宗听信妄人张嶷的说法，认为吕宋岛上的机易山盛产金豆，若能派人进行开发，将获得难以估量的收益。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万历帝断然拒绝群臣的劝谏，命令福建巡抚徐学聚办理此事。徐学聚力争无果，只好派遣海澄县丞王时、百户干一成等人，跟着张嶷一同前往吕宋岛勘察。
王时和一行人到达吕宋岛后，经过向当地华人求证，发现根本没有“金豆自生”的机易山，张嶷所说纯属胡言乱语。王时和等人自讨没趣，随即回国复命。虽然该事件极度荒唐，并以戏剧性结局收场，但西班牙殖民当局却坚持认为，明朝此举意在刺探情报、联络华人头目，以便为将来吞并吕宋岛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在被迫害妄想症的驱使下，同年10月，西班牙殖民当局对聚居在马尼拉的华人展开大屠杀，并用大炮将华商的聚居地“涧内”轰为平地，迫使华人纷纷逃往大仑山避难。然而大仑山的华人由于缺衣少粮，很快便陷入大饥饿当中，最终只能铤而走险，冒死进攻马尼拉。然而，面对殖民军优势火力，仅以血肉之躯与之对抗的华人很快败下阵来，遇难者多达2.5万人，而侥幸存活下来的不过300人而已。这就是著名的大仑山惨案。
虽然西班牙殖民者严密封锁消息，但依然有部分华人成功地逃出吕宋岛，并将消息传回国内。由于担心明朝会据此采取军事行动，并对本国实施贸易制裁，因此殖民当局思虑再三后，在次年派出使节前往中国“谢罪”，希望能够获得万历帝的谅解，并继续维持通商贸易。然而，明朝拒绝西班牙使者进京的请求，只是命令福建巡抚徐学聚接待他。
徐学聚对海外华人没有好感，所以听取完西班牙使节的“解释”后，在呈递给朝廷的奏折中，肆意抹黑遇难的华人，妄称他们全是为非作歹的奸徒，被杀纯属咎由自取。受到徐学聚奏折的“误导”，万历帝虽然命令徐学聚对西班牙殖民当局提出抗议，并将张嶷枭首示众，但在随后颁布的《谕吕宋檄》后，却安全暴露出自己的本性。
在这篇檄文中，虽然万历帝一开始也宣称“尔吕宋部落无故贼杀我漳、泉商贾者至万余人”，实属严重罪行，但考虑到对方认罪态度较好，况且“海外争斗，未知祸首；又中国四民，商贾最贱，岂以贱民，兴动兵革?”竟然为对方的暴行进行辩解。不仅如此，万历帝还做出庄严承诺，明朝不会对菲律宾采取军事行动，也不会断绝跟西班牙之间的贸易往来。“中国皇帝，宽怀大度，对于屠杀华人一节，决不兴师问罪，而于妄言采金之Tioneg（按即张嶷），业经依法惩办，以为玩法者戒。尔等西班牙人，素属聪慧，对于此次惨杀事，勿容畏惧。对于在境华人，因多系不良之徒，亦勿容爱怜”。
《谕吕宋檄》传至菲律宾，使一年半以来一直在做着明廷兴师问罪、断绝贸易噩梦的殖民主义者大感意外。他们未想到明廷竟如此宽容，因而前虑尽消。对于明廷以武力恫吓为前提的上述遣还要求，因为在殖民当局的意料之中，所以，政、教各方面便都比较重视，主张顺应中国方面的要求，避免事态扩大。这种倾向，在贝纳维德斯大主教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6月的两份请愿书中和在同月马尼拉最高法院的裁决中，都得到反映。
明朝疆域图
贝纳维德斯认为：如果我们不答应中国皇帝提出的两点要求，他就派遣战舰千艘进攻马尼拉。据友好的中国人说，中国皇帝相当有可能断绝中菲贸易，对我们施以最严厉的惩罚。这将意味着整个联邦（指菲律宾）的毁灭。因此，他要求最高法院把华商存放在马尼拉的财货，通过使者或中国船主，立即交还中国。首先将存在国库的变卖华商财货所得归还，如尚不足，还可通过向市民借贷、节省开支等筹集款项。经过详细调查和审讯后，释放在起义中被俘、及后在大帆船中服苦役的人，特别是那些“罪行”较轻的华侨。
马尼拉最高法院于6月13日开会研究大主教的请愿书，作出如下裁决：“着令（华商财货）各保管人尽快提出一份所保管财货之账目，以便移交；（装载墨西哥财政津贴的）西班牙船抵菲时，应将需要偿还欠款款项解入国库；至于在大帆船中服役的华人，要进行审查，采取适当措施，以便在中国商船离开此地之前，能够作出决定，并公布判决。”但阿库尼亚从华商所带来的消息使其放下心来，得知明朝政府已经焦头烂额，不会为此真正发兵。阿库尼亚便于7月5日给福建巡抚的复函中表示：“事情发生后，我立即派使者至澳门，打算托葡萄牙人把有关信函转致中国官员。岂料葡萄牙人因贸易利益的考虑，未代转达，致中国未知事变真相，也不了解华人应对他们引起的损失负极大责任的事实。否则，中国当局肯定会认为，这些华人的罪行，是超过加于他们的惩罚的。”“中国同外国素来没有商业关系，因而只知有己，妄自尊大。中国皇帝应该知道，由菲律宾至西班牙宫廷，相距5000西里，其领土几有中国之大。“在西班牙国王看来，中国是非常渺小的。”“在叛乱中被杀的华侨，没有3万那么多，甚至没有此数的一半。”“中国官员指责说，西班牙人对为菲律宾做过许多有益工作的华侨残酷无情和忘恩负义。我们西班牙人心地并不残酷，没有正当理由，我们从不向任何人开战。我们对待这里的华人犹如兄弟和儿子，对他们毫无戒备。若不是上帝揭露他们的背叛行为，解救我们，他们的背叛目标可能已经实现了。”“谅中国皇帝不至于未先了解我们是否有过错，就受人左右而对吕宋开战，否则，我们就不能说他对中国的治理是英明的。”“来函说我们对杀死如此众多的人定感悲痛、思改悔。对中国人所遭受的损失，我们实感悲痛，但谈不上改悔。要不是我们先行动，他们将杀害我们。”“关于中国方面以武力威胁提出两要求。华人罪应处死，但出于怜悯，准许若干人在大帆船中服役，以免其死罪。其后，若干罪尤较轻者已予释放；其他曾充苦役者，亦已获得自由。可以肯定，在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巡抚也会认为他们是罚不当罪的。华人前年存放的财货，已发现物主或物主委托人的，经己发还；这是我能够从国库发还的部分。国库中还有若干华人存放的财货，尚未找到物主，但明年当一尽力发还其余部分。请巡抚注意，发还财货一举，是因为它是正当的，而不是由于对吕宋开战的要挟。我不相信，以中国皇帝及大臣的英明而因小事发动战争。但如他们有意开战，西班牙人亦能英勇捍卫领土。”避重就轻，语多诡辩，言词傲慢。
明廷当时确实无力支持海外用兵；即使有用兵之力，也不会为一些商人去开战，而且当时明朝政府十分需要墨西哥银洋，不愿为此自断财源。而当时的各级官僚更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菲西当局则因兵力单薄，求援困难，根本无力同中国对抗。所以双方都希望尽快了解这段公案，商民和货财遣回之后福建巡抚徐学聚既不核实应遣还人数、财数，也根本不顾阿库尼亚复函态度傲慢，就匆忙写就《报取回吕宋囚商疏》呈送神宗。疏的末尾违反事实地写道：“该臣会同巡按福建监察御史汤兆京，看得吕宋原禁商民并劫去财货，遵照传檄悉经放还；详阅来文，词甚恭谨。”疏文以凯旋式结束：“皆仰借皇上之宠灵，得以保商民之生命，且不至烦兵费饷，坐令怀德畏威，实得柔远固圉一策，即臣仰荷天语，责成至意，亦可少抒其万一矣。”
檄文发布后，不仅海外华人为之大失所望，就连国内的有识之士都为之寒心。反观西班牙殖民者则在逃避明朝的惩罚后弹冠相庆，并更加坚定他们继续迫害华人的决心。第一次屠华后不久华商忘记痛苦又大规模涌向吕宋，崇祯十二年（1639年），西班牙殖民者再度对华人实施大屠杀，遇难者同样多达数万人。经过两次大浩劫后，在菲律宾的华人数量急剧减少，地位也为之下滑。而当时距离崇祯皇帝殉国只有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