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进军成立不久，宋时轮和邓华为何离开？和一段隐情有关
作者：武陟东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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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路军华北抗战史上，有个非常特殊的现象，晋察冀的八路军各部队组建之后都蓬勃发展，但曾经很知名的冀热察挺进军却来去匆匆，存在不到三年就撤销了。
挺进军的三位主要指挥员，有一位被杀（继任者因医疗事故亡故），其他两位宋时轮和邓华只待了一年就匆匆离开了。
他们的离开，是正常的人事调动，还是背后有何隐情？
冀热察挺进军成立于1939年1月，司令员萧克，参谋长是程世才。
当年2月，为便于领导，成立了一个冀热察军政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有5人，即萧克、马辉之、伍晋南、宋时轮、邓华。
然而，一年不到，委员会5个人走了2位，他们是宋时轮和邓华。
他们之所以离开，跟一位叫高志远的人有关。
高志远，1907年出生于河北滦县。
高家是远近闻名的大户，用家财万贯来形容毫不为过。
日本占领东三省之后，又把魔爪伸向华北，高志远热血沸腾，他很清楚没有国就没有家的道理。
很快，高志远开始变卖家产，购买枪支。
由于他平时乐善好施，为人慷慨，在当地很有号召力。他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在当地召集200多人，组织起一支抗日民团。
需要强调的是，高志远旗下的民团，跟别的民团有着本质区别。
当时不少人组织民团，仅仅是出于保卫家园的目的，奉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限于较为狭隘的自卫。
而高志远并不被动防守，也不限于“家门口”，而是主动出击，谁当汉奸就干掉谁。
比如土匪头子刘兰亭，跟高志远是儿时伙伴。
可是，此人不但阻挠高志远抗日，后来还投靠了日军。
高志远一怒之下，将其枪杀。
刘兰亭被杀，激怒了另一个汉奸刘佐周。
刘佐周是驻滦战区的总队长，辖昌黎、滦县、乐亭、迁安等地，人马过万，是华北地区有名的铁杆汉奸。
得知高志远杀了自己的打手刘兰亭，刘佐周发誓要报复。
可是，还没有等他有所行动，高志远就已经找上了门。
那一年，驻华日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到达滦县火车站，刘佐周等大汉奸前去迎接。
提前得到消息的高志远，化装成一个厨师混进站台的食堂，在众目睽睽之下，拔枪怒射，将刘佐周打死。
大汉奸刘佐周被杀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华北，天津的报刊纷纷报道，就连日本和伪满的媒体也刊登文章，对此事作了报道。
高志远
一时间，高志远声名大噪，成为日伪闻之色变的人物，被华北日军悬赏十万捉拿。
不过，这时候的高志远还非常迷茫，不知该如何将抗日武装做大做强。
直到1937年，高志远遇到了我军的王仲华、李运昌、陈飞等人，才找到了方向。
1938年7月，高志远以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的身份，和副司令李运昌、洪麟阁，在冀东各地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日大暴动。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暴动之火在冀东20余县熊熊燃烧。
冀东抗日联军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很快就达到5万人以上。
加上其他武装的话，不低于10万人。
此时，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也来到冀东地区，冀东抗日迎来了新的局面。
两支抗日武装携手并肩作战，杀得日伪军抱头鼠窜，先后收复了迁安等周边9座县城。
至此，日伪对冀东的统治摇摇欲坠。
日伪对此恨得要命，怕得要死，他们很快调兵遣将，集结重兵来“围剿”冀东地区的抗日队伍。
这时候该如何应对，四纵和冀东抗联产生了分歧。
宋时轮等4纵的领导认为，冀东属于平原地区，进行游击战非常困难，而且抗联队伍经过多次战斗，战损较大，战斗力下降严重。
最关键的是，抗联很多战士是没有经过训练的农民，战斗力素养参差不齐，应该撤到山区休整，依靠山区建立一个比较稳固的大本营，到了明年再杀回去。
而抗联负责人认为，这支武装在当地有群众基础，坚持在冀东作战也能度过难关，不一定要到山区去。
而且，这么多人去山区，要走很长的路程，路上的物资供应无法保障，遇到战斗很难应对。
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决定，四纵主力与抗联主力按照预定计划，西撤到山区整顿，把包森、陈群、单德贵3个支队留在冀东坚持武装斗争。
这个决定，影响了整个冀东抗日的形势。
1938年10月，第4纵队和冀东抗日武装在西移途中，遭到日伪的多次袭击，部队损失惨重。
危急关头，李运昌带领冀东抗日联军余部，克服重重阻碍，向冀热辽方向挺进，几经周折到达冀热辽，打通了关内外抗日武装的联系，整个华北敌后抗日局面盘活了。
后来，这支队伍搞得有声有色，在战斗中发展壮大，东北野战军第8纵队、第9纵队，还有第11纵队的血脉，都出自这支队伍。
高志远率领不到2000人的队伍，来到山区继续坚持抗日斗争。
1939年2月上旬，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精神，冀热察挺进军正式组建，由宋时轮和邓华的第4纵队和冀东抗日武装组成。
成立初期，全军约有9000人和7000支长短枪。
挺进军共有3个支队，分别由邓华、宋时轮、高志远担任支队司令。
其中，邓华支队改编的挺进军11支队2000余人，宋时轮支队改编的12支队3000余人，高志远的冀热察联军有3000多人。
宋时轮将军
挺进军的司令员是萧克，政委是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陈漫远（未实际到任）。
为了更好地领导这支队伍，冀热察军政委员会不久后成立。
这个委员会一共有5个人组成，分别是萧克、马辉之、伍晋南、宋时轮和邓华。
值得注意的是，参谋长程世才不在这个委员会之内。冀东暴动的领导人高志远，也不在该委员会之内。
5人名单中，马辉之是北方局的重要领导，曾担任过河北书记一职，他进入军政委员会顺理成章。
而伍晋南当时的职务，是宋时轮支队的政治部主任，属于支队的三号人物。
令人不解的是，伍晋南被安排到了军政委员会里面，高志远却不在名单内。
没能进入军政委员会，高志远没有一点想法是不可能的。
不过，高志远没有任何怨言，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但他手下的这3000多名干部战士，却给他出了一个难题，他们要求杀回冀东。
他们原本都是冀东子弟，亲人都在那里，大家的乡土情结浓厚。
而且当时西撤的时候，高志远对大家作过承诺，西撤是暂时的，一定会杀回老家去。
大家纷纷要求高志远兑现诺言，带他们打回冀东。
按说，作为革命队伍，就该服从组织的安排，高志远应该说服大家。
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向军政委员会负责人提出，要先把部队带回冀东，为部队打前站。
这本身不是一件十分过错的事，因为当时冀热察挺进军的活动范围，包括了平西、平北和冀东。
即便高志远的支队返回了冀东，仍然在挺进军的领导之下，依旧是开展抗日斗争。
可是，如果让高志远走的话，别的队伍也要求这么做，都要打回老家去，那该怎么办？因此高志远的请求没有通过。
这只是内部发生的工作分歧，本身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过，问题很快就变得复杂化，形势急转直下。
此时有人揭发高志远，说他曾经勾结北洋旧军阀吴佩孚，企图让对方给自己筹集回去的军费，目的是“回冀东当汉奸”。
邓华将军
因此，挺进军负责人作出决定，下令将高志远抓了起来，准备以汉奸罪严惩。
对此决定，宋时轮和邓华都不同意，他们跟高志远并肩作战，打死都不相信对方是汉奸。
但军政委员会5人中，其他3人认为高志远有罪。
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1939年4月27日，高志远在山南村被处决，年仅32岁。
冀东抗联司令部参谋处处长李荣久，也以同样的罪名被处决。
宋时轮和邓华对此不满，有资料说，宋时轮还拍了桌子。
几个月之后，他们双双离开了挺进军。
宋时轮去了抗大学习，邓华被聂荣臻留住，到了雁北，组建了晋察冀军区第5分区。
高志远被处决后，挺进军大伤元气，冀东抗联支队的官兵跑了一半还多，剩下的只有1000余人。
（邓华到了5分区，把挺进军属于自己的两个团要走了。）
之后两年多时间里，挺进军在平西处境艰难。
1942年2月2日，冀热察挺进军的番号被撤销。
那么，高志远到底有没有当汉奸的企图？
如果仅仅是跟吴佩孚接触，这一理由有点牵强。
因为吴佩孚在抗战中，一直没有当汉奸。
日本特务头子荒木代表日本曾经开出条件，愿意“步枪十万支、机枪二千挺、大炮五百门，子弹若干，此外并助款百万”，帮助吴佩孚出山，但他拒而不受。
吴佩孚虽然是一个军阀，但他是有底线，跟石友三、孙殿英、孙良诚这些没有节操的军阀不同。
日本占领华北之后，和吴佩孚进行长时间的接触，也给了吴佩孚一定的好处，比如车马费等。
但一说到实处，吴佩孚就打哈哈。
1939年1月31日，日本人在吴宅召开记者招待会，拿出一个讲稿，让吴佩孚照本宣科，企图逼其就范。
吴佩孚
然而在记者会上，吴佩孚并未按照日本人的讲稿发言，而是即兴发言强调，日方必须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把日本人弄得狼狈不堪。
吴佩孚本人没有当汉奸，他也不可能劝说别人当汉奸。
从情理上讲，一个为抗日散尽家产，杀过无数日伪的人，怎么会去当汉奸？
而且，高志远并非出身土匪，之前他没有劣迹，也没有危害乡亲，说他要去当汉奸，是说不过去的。
而说高志远和吴佩孚接触的人，名叫陈飞，是高志远的秘书。
高志远被处决后，陈飞在挺进军受到孤立，难以立足，不得不申请外调，到挺进报行政科工作。
挺进军被撤以后，陈飞从此淡出人们视线。建国后，有人说在东北见过他。
但是，他很快神秘消失，不知所终。
高志远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王仲华，对处决高志远持反对态度。
高志远被处决以后，王仲华接管了这支部队。
但是不久，他因患病，在一场医疗事故中身故。
1955年授衔，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宋时轮、邓华都授予上将，高志远已长眠16年。
平西人民没有忘记他，为了纪念高志远，他们将当地一个水渠命名为“高志远”。
2014年7月，在冀东抗日大暴动76周年之际，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高志远纪念碑揭碑仪式在他的家乡附近——河北省滦南县多余屯村隆重举行。
到会的除了高志远的后人，还有来自各地的冀东大暴动负责人、冀东老革命家的后代，以及冀东抗日大暴动文化研究会、当地党史部门负责同志。
附近上千村民，也自发地来到现场，参加揭碑仪式。
值得注意的是，宋时轮的女儿宋崇实、邓华的女儿邓欣也来了，并发表了纪念高志远的讲话。
抗日英雄高志远如果地下有知，也应感到些许欣慰。
还有什么结论，比人民的口碑更金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