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文：王朝兴衰，得之于严，失之于宽？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李晓鹏的这本《帝制与盛世》观点与普遍历史观有些出入。
一般来讲，人们对于历史的评价是以儒学为基本理念的，儒学推崇“圣君贤相”，一般来讲，明孝宗朱估樘是帝王理想形象。
(资料图片)
李晓鹏博士认为：
不一定。
李博士的历史观，带有浓厚的经济学观点。
他认为，评价一个王朝的兴衰，不仅仅要看文人学士的个人体验，更要看这段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军事实力与民生状况。
朱估樘的个人修养确实算得上榜样，他没有三宫六院，独爱皇后一人，没有什么苛政。然而，对外，他连续惨败于鞑靼部落，他“以德服人”，奈何“小王子”却要拳头相见。文臣叶淇变法，以军粮换盐引改为折银，得利的却是叶淇背后的集团，军粮供不上，折银不知所踪，苦了屯军，苦了百姓，肥的却是一帮大臣……
谁受益，谁高兴。
大臣们松快，皇帝在他们心目中就是个好的。
老百姓呢？没有发言权，但有行动证明，连年的起义就是他们的回答。
许多人幻想过穿越，他们最想穿越到宋朝。
在他们想象中，宋朝自由开放。
李晓鹏给大家泼了一瓢冷水。
如果你是精英知识分子，穿到宋朝，没问题。过得确实倍儿滋润。
然而普通人呢？
宋朝自建国伊始，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华夏版图，对外军事战争是一塌糊涂，“积贫积弱‘是北宋和南宋基本特征。
没错，宋廷是优待文人的。如此积弱的情况下，对于武将，他们都是十分鄙视的。宋仁宗曾经想要重用狄青，那是顶住了相当的压力的，狄青在身为枢密重臣的情况下，想给自己一个老部下求情，那宰相韩植是相当蔑视的，他十分冷濙地回绝：你那部下算什么好儿郎？只有从东华门出云的状元郞才是。
文官合起伙来排挤狄青，吃饭都羞于与他同席，我们很熟悉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就曾经在排挤狄青的事上，出了一把力，最终，这个胸怀报国志的武将忧惧而死。
文官集团在宋朝，虽以中流䟗柱自居，然而他们忧的不一定是天下。《识宋》里曾经有个片断，讲过宋神宗对于变法受到的阻挠不满，神宗认为，某些大臣连变法的内容都没有弄清，只知道反对，明明对农业生产有利，于民有利，他们却视而不见。宰相文彥博曾说：陛下欲与百姓治天下，还是与士大夫治天下？
可见得，即使受过教育的士大夫，掌握了权力之后，也并非就是为百姓着想，他们想的，是他们自己，他们集团。
宋朝受到士大夫、文官集团的推崇。因为他们在宋朝活得滋润，皇帝都不一定拗得过他们。上位者如此纵容他们，当然可以得到称赞。
而普通人最好别去宋朝，且不说像狄青那样郁郁不得志。作为一个真正的普通人，自家的土地或者房产被当官的说占就占了，没有人管。而税负也是很重的，宋朝官员巨多，供奉很重，这些官员琴棋书画一流，金兵一来，束手无策，老百姓们只好原地引颈就戮……
李晓鹏对于这些一味讲究宽待大臣的皇帝颇有微词，对于汉文帝、宋仁宗、明仁宗等，他认为他们治理国家失之于宽。他们白得了一个好名声，疾苦都留给了百姓，破碎留给了江山。
相反，对于明太祖朱元璋，李博士较为推崇。
朱元璋素有”残暴“之名。
然而，李博士分析。朱元璋的残暴在于治吏。明太祖出身寒微，对于贪官污吏的仇恨根深蒂固。在他治下的"胡惟庸案”、“蓝玉案”株连甚广，起因出于治贪、肃反。种种迹象表明，在朱元璋的高压反贪政策下，胡、蓝等都有反意。很多人说，朱元璋是为了诛杀功臣。李晓鹏认为，这里面有打草搂兔子的因素，但从史实上功臣们的生卒年来看，从政敌们的生存状态来看，朱元璋并非一个睚䀝必报、心理变态的人。
明初时期，国力强国，民生安稳，经济发达。只有各级官吏，相对日子清苦。
这是严的好处。
朱元璋及其子朱棣，为大明开了一个好头，这个好头到其孙朱高炽、曾孙朱瞻基那里，有了衰败的征兆。其后的“土木堡之变”就是明证。
幸得明宪宗朱见深，力挽狂澜了一把。
李博士对朱见深十分推崇。这位皇帝的历史评价一般，甚至某些时候被称为昏君。李晓鹏认为，这是投降清朝的明朝文人的丑化。朱见深在位期间，重用太监汪直，数次打败建州女真，那可是清朝皇室的祖宗。还有一点，重用太监，这为文人不耻，不管这个太监品性与才干如何，必定要给他泼污水的，连同皇帝一起。
朱见深有铁腕，可以压制群臣，对老百姓、流民，他是宽严相济，明朝在他手里中兴。其后子孙每况愈下，失之于宽。
李晓鹏将“严”与“残暴”作了一些区分，秦始皇与隋炀帝，政太苛太急，是难以维持盛世的。
在他看来，女皇武则天能够承启“开元盛世”，与她的铁腕都有着莫大的关系。身为女性，似乎也不必“掩袖工馋”以治天下。
而汉文帝身为男性统治者，“无为而治”当真无为，无所作为。汉武帝至死无悔，当得上真男儿，是汉盛世的开创者。
读李晓鹏的这本书，对历史的认识又有了新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