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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即时:关羽失荆州是因其大义而非大意

学关公 行鸿运 拜关公 结善缘  

关公是中华武圣,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义”的形象代表。关公的历史原型为三国名将关羽,自关羽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腊月壮别人间,关羽的事迹一再被传扬,魏晋之后成为武勇的代名词,宋元明清统治者视关公为“安邦定国、护国保民”的崇高威德倍加推崇,儒释道三教都将关公纳入自身的宗教信仰体系而崇祀膜拜,普通百姓、士农工商等也都坚信奉关公有司命禄、佑科举、祛病除灾、驱邪避恶、巡察幽司乃至招财进宝、庇护商贾等多種法力。

经过1800多年的对关公大义精神的形象再塑造,关公的“义”成为了具有为全社会所接受的普世性价值观,关公的忠义、信义、侠义、仁义等义的行为实践,因对儒家所倡导的道德思想的相互印证,使关公的义具有了丰富具体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涵,关公精神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相关资料图)

关公文化最早诞生于三国名将关羽的历史、典故以及传说中,元末明初《三国演义》的出现,使关羽的人物形象达到成熟。《三国演义》评论家毛宗岗评道:“历稽载籍,名将如云,而绝伦超群者,莫如云长。青史对青灯,则极其儒雅;赤心如赤面,则极其英灵。秉竹达旦,人传其大节;单刀赴会,世服其神威。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恩之谊重。做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关公的大义精神形象得到中华民族全社会成员的认可和推崇。在汉文化圈及华人文化圈,不知关公者,不服关公精神者,几乎是很难想象的事,几乎可以成为文化浅薄无知者的代名词。

历史上真实的关羽多取材于东晋时陈寿的《三国志》,《三国志》在史记、汉书的经验基础上完成,号为良史,裴松之的注,起了很大作用。但历代研究者,仍以志为主据,注为参考。

陈寿写《蜀书》时,因为蜀汉没有设置史官,尤其关羽久镇荆州,对于关羽的生平事迹记录的还是很简明很扼要。这就给后世的关羽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其中争议最大的莫过于“关羽失荆州”这一细节。

关羽失荆州,说的是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出兵攻打曹操的襄樊地区,孙权派吕蒙乘虚偷袭荆州,导致荆州三郡失陷。

《三国志关羽传》原文:

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是岁,羽率众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汎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德。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司马宣王、蒋济以为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曹公从之。先是,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将军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轻己。自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於是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军退还。权已据江陵,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

这是《关羽传》中关于关羽失荆州的全纪录,全文300字左右。

从文中可以看出,关羽失荆州是因为孙权吕蒙偷袭荆州,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关羽失败不是败在正面战场,而是败于孙权的背盟弃义,糜芳傅士仁的变节偷袭,而最终使得关羽失败被俘的根本原因,则是因为孙权吕蒙占据江陵之后,绑架了荆州将士的家人,同时又借故“擅取民笠覆盖官铠乱了军纪”为名诛杀同乡来对荆州人民进行恐吓,使得一向爱民如子,善待士卒的关羽就地解散了军队,没有据城自保,或者带兵突围,只是带了十余骑突围。

《吴书吕蒙传》记载:

蒙入据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皆怃慰,约令军中不得干历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铠,官铠虽公,蒙犹以为犯军令,不可以乡里故而废法,遂垂涕斩之。於是军中震栗,道不拾遗。……故羽吏士无斗心。会权寻至,羽自知孤穷,乃走麦城,西至漳乡,众皆委羽而降。

《吴书孙权传》记载:“关羽还当阳,西保麦城。权使诱之。羽伪降,立幡旗为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馀骑。

关羽北伐襄樊,围曹仁于樊城,擒于禁三万人送往江陵,又遣别将阻绝襄阳,总军马至少也要在3万人以上,且史书记载除了与徐晃偃城之战有所失利,但损失也不是很严重,关羽兵马大部分还是存在的。

关羽就地解散军队,是出于对荆州军民的怜爱之情,是仁义情怀使然。《吴书吕蒙传》:“羽还,在道路,数使人与蒙相闻,蒙辄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示信。羽人还,私相参讯,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於平时,故羽吏士无斗心。

关羽讨徐晃不克,返回江陵,得知江陵已被占据,关羽所做的并非攻打江陵,而是多次派遣使者与吕蒙交涉,且使者回军中之后,关羽也并没有封锁消息,使得军士与家人得以通讯息。关羽带兵多年,且不知如此会怠慢军心,士心不稳?关羽坦诚大度,仁义待人,由此可见。而且在这期间,并未有史书记载在如此情形之下,有兵士大批量逃离的情形发生,说明关羽与军士之间还是很融洽的。兵士解散是发生在关羽“还当阳,西保麦城”之时。这是战局最紧要之时,也是最需据军自保之时。关羽不忍军士与家人分离,就地解散,这才是关羽的大义精神所在。

何谓大义?大义精神的本质是来自于对人民的仁爱,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甘愿牺牲自身的安乐甚至生死。关羽熟读左传,左传的主题指导思想就是大义精神。大义精神是一种置生死与度外的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的精神境界。古往今来,有多少带兵之将会在战局最不利的时候遣散自己的军队?人人皆有私心,但在紧要关头,才能看到义利之分。仁义之道,不在嘴上,而在行为上。

关羽与荆州士民关系是怎样的?

关羽原来是与诸葛亮一起镇守荆州,建安十七年,刘备入川不利,失了庞统,于是急调诸葛亮进川辅佐,关羽于是独自镇守荆州,共约七年。

荆州是魏蜀吴三个政权的交集地:地处长江中游地区,北过江可攻宛洛,东顺江可取江东,西逆流可进益州,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当时,曹、刘、孙三分荆州,相互接壤,摩擦不断,防守形势十分严峻。在这种斗争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关羽在长达七年的时间内守住了荆州,巩固了蜀汉这个至关重要的根据地,刘备才有可能西取益州、攻占汉中,成为三分天下的一方。没有关羽守荆州,就不会有刘备向西发展的成功,也不会有以后蜀汉政权的建立。

关羽守荆州始终坚持内树恩信,外强防务的办法,使得魏和吴都不敢轻易窥伺。

在荆州政务治理上,荆州军政要务秩序井然,政通人和、局面稳定。《三国志陆逊传》中记载,“羽素勇猛,既难为敌,且已据荆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胆势益盛”。《三国志》作者陈寿评价关羽“善待卒伍,有国士之风”。曹魏谋士程昱评价关羽“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恩怨分明,信义素著。

且在《三国志关羽传》中也有零星片段记载关羽与荆州军士的融洽情形:关羽得知马超入川时,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谓马超可与张飞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在关羽刮骨疗毒时,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於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

《三国志》对于关羽的记述本就简略,但几段故事都有关羽与宾客、诸将一起其乐融融的记录。可知关羽与荆州军士以及民众还是很融洽的。

在防务上,关羽巩固城防,修筑江陵城,将其建成内外套城,城墙外有护城河。在长江沿岸设置了沿江观察哨所,史称为“屯候”,以监控江面及吴军的动向,保持信息传递通道。

随军司马王甫曾问关公:“今东吴吕蒙屯兵陆口,常有吞并荆州之意,倘率兵径取荆州,如之奈何?”,关羽回答:“吾亦念及此。汝便可提调此事:去沿江上下,或二十里,或三十里,选高阜处置一烽火台,每台用五十军守之。倘吴兵渡江,夜则明火,昼则举烟为号。吾当亲往击之。”关羽的严密布署得到了远在益州的刘备肯定:“忽又探马到来,报说关公于江边多设墩台,提防甚密,万无一失。因此玄德放心”。

关羽在荆州军政事务上的举措,充分显示出他作为三国名将的英雄本色,关羽镇守荆州,威名大振,实至名归,功绩卓著。关羽东和孙权做到了既联盟又对峙,刚柔并济,使得孙权一直不敢觊觎。北抗曹魏击退曹军多次进犯,保障了荆州多年的稳定局面,使荆州民众能休养生息,为刘备西取益州,兴复汉室囤聚了基础。

关羽与荆州士民融洽和谐,出现糜芳傅士仁的背叛,是因糜芳傅士仁自身行为所致:一是因糜芳傅士仁自身疏忽职守,害怕关羽治罪,二是因糜芳“私好携贰”,所以不被性情刚直正义的关羽喜爱也理所必然,三是糜芳身为刘备妻子的亲弟弟,负守城重托,却开关降敌,不只是与关羽个人不睦那么简单,更多的还是个人道德品格的原因。

蜀汉名臣杨戏在《季汉辅臣赞》中评价糜芳傅士仁:“古之奔臣,礼有来逼,怨兴司官,不顾大德。靡自匡救,倍成奔北,自绝于人,作笑二国。

与之二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荆襄之士在此期间的忠义表现。

如廖化,襄阳人。廖化曾为关羽主簿,关羽败亡后归入孙吴,用诈死之计回归蜀汉。

如习珍,襄阳人。关羽北伐中原时,习珍留守零陵,后吕蒙白衣渡江,为孙权袭杀关羽。荆州各郡陆续降于东吴,只有习珍在零陵孤军抗击。孙权派使者前来招降,习珍大义凛然地说:"请回去告诉碧眼儿,我宁做汉鬼,不做吴臣!"最后因粮绝,援兵不到,拔剑自杀报国。

廖化,襄阳人;习珍,襄阳人。糜芳,东海朐县人,傅士仁,广阳人。

且关羽遇害之后,刘备准备讨伐东吴,除诸葛亮、赵云、及少数益州官吏劝阻外,无荆襄人士进行劝阻。即使到蜀汉灭亡,荆襄之士宁愿投降晋国,也再无一人投降吴国。可想而知关羽在荆襄军士的威望之高,口碑之好。

所以,关羽失荆州既非因大意,也非失人心。而是在孙权吕蒙偷袭据城下,在糜芳傅士仁开关投降下,在面对荆州士民被绑架的情形下,关羽大义参天,舍己救民,实现了从小义到大义,从刘关张的情义,到挂印封金的信义,到一心一意的忠义,到恩施惠民的仁义,到舍身取义成全万民的大节大义,一步步完美地展现了中华民族道德范畴的“义”的精髓。

关羽虽然大义失荆州,被俘临沮,大义归天,但是其人格魅力,精神品德却一直在荆襄之地流传,并蔓延全国,为关公文化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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