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资讯：朱提—乌蒙—昭通，昭通的历史变革
近期，昭阳区太平街道曹家松林惊现数十处古代墓葬，其中一大型多室梁堆墓的墓葬形式在云南省历次考古发掘中属首次发现。
据云南省考古研究所专家介绍，该墓葬形式在云南省历次考古发掘中是唯一大型封土堆多室墓，它对研究昭通乃至云南汉、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意义。
(资料图)
昭通是云南文化三大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至今仍有许多历史古迹和文化值得我们去挖掘：
昭通人
云南是早期人类的发源地之一，近、现代这里先后发现了元谋人、昭通人、西畴人、丽江人、昆明人等远古人类的遗骨、遗迹。
1982年11月，文物工作者在昭通城北15公里的过山洞中发现一枚人牙化石，经专家鉴定属距今5万年前的早期智人化石，被学术界定名为“昭通人”。昭通人的发现填补了云南从猿人阶段到晚期智人阶段之间的空白，使云南早期人类发展史成为一个连续而不间断的整体。
在出土的昭通人化石的土层中，还杂有粒状的炭屑，这是当时人们利用木制器具或用火的反映。现代人们在鲁甸野石、马厂和昭通闸心场等地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这些器具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制作技术较之云南其他地区新石器文化更为进步。
杜宇
杜宇“自立”称帝，不是依靠禅让，而是凭借雄强的武力。他有固定的都城，统治着广大的疆域，并以“望帝”为专用的尊称，是西南早期著名的一个帝王。
杜宇重视农业。统治蜀国后，他采取措施，“教民务农”，传播、推广农业生产技术。成都平原靠近岷江正流，水患频繁。杜宇组织力量加以治理，在岷江出水口处的玉山（今玉垒山）开辟人工河道，分岷江之水流入沱江。使水患大为减轻。这一工作奠定了其后著名的都江堰工程的基础。
杜宇统治时期是蜀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后世巴蜀人民农耕时节总要先祭祀杜宇。人们把农业生活所必须的历法的发明也归功于杜宇，并把春天鸣叫催耕的杜鹃看作是杜宇的化身。
先秦时期中国的铜材基地
商代以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业和相当成熟的甲骨文字著称于世。要支持巨大的冶铜作坊，需要数量巨大的铜、锡、铅材料。但研究者发现，大量的铜材并非中原所产。学者们应用现代技术对商周青铜器中所含特殊成分进行测定比较，认定这些器具之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来自云南东北部永善、巧家、昭阳一带地区的特殊矿质。也就是说，商周时期滇东北金属矿产，曾大规模运到中原地区。
滇东北冶金业长期成为商、周灿烂的青铜文化的重要支柱。正如研究者所说："滇东北在中国冶金史乃至世界冶金史上都曾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地区，这个地区在很早的时期冶金技术就高度发达，并创造了很多冶金史上的伟大发明，产品还是在商周就大规模地输入内地，并产生过世界性的影响。无疑这个地区是中国最重要的冶金发源地之一”
五尺道和南夷道
（五尺道）
自秦开“五尺道”、汉筑“南夷道”以来，便成为中原文化传入云南的重要通道，是早期云南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朱提郡的设置
汉朝建立后，公元前105年，汉武帝在今川南和滇东北地区设置犍为郡，管辖12个县。其中的朱提、南广、堂狼三县，大致包括今云南东北部地区。鉴于这里地位的重要，蜀汉时升朱提为郡，下辖朱提、南广、南昌、汉阳等县。
从汉代开始，直至唐中叶的玄宗时期，除其间少数时期曾有所变化外，“朱提”一直成为滇东北一带行政区的名称。蜀汉时期朱提郡的范围，大体上以今昭通市为中心，包括今川南、黔西和云南曲靖地区、东川市的部分地区。
繁盛的矿冶
汉晋又是滇东北矿冶业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滇东北成为我国铜、银矿冶业的主要生产基地之一。此一时期，滇东北冶铜业生产主要集中在朱提和堂狼（今云南巧家、会泽、东川），产品种类繁多，产量巨大，居全国之首。那时，朱提冶铜炉规模巨大，“高一丈，广一丈五尺”大小已接近清代云南冶铜炉水平。
（朱提冶铜炉）
滇东北地区冶铸技术上一个重大的突破，是白铜的发明。白铜，一般指铜镍合金。它银光闪烁，极耐腐蚀，几乎不生锈，是古代中国的一项领先世界的伟大科技成就，被誉为“中国银”。
据研究，滇东北生产的镍白铜早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就已传到印度、希腊，至魏晋时期，滇东北生产的云南白铜已经著称于世。当时的史书记载：“堂狼县（今巧家、会泽、东川），因山名，出银、铅、白铜”。在欧洲，晚到1823年，才有英国人和德国人分别制造出白铜。
大姓与封建王朝的斗争
三国两晋时期，西南夷地区被称为“南中”。魏晋南北朝时期，朱提和南中很多地区一样存在着太守、大姓和夷帅三种势力。
夷汉部曲
现代在昭通发掘出土了南中大姓霍氏的墓葬，基壁上绘有大姓与“夷汉部曲”等图景，反映了汉晋时期大姓领有“夷”、汉部曲的情况。《东晋霍氏墓壁画》所绘“夷”人部曲的装束，头梳尖髻身披披毡，与后代彝族很相类似。这是迄今为止云南发现的唯一一处晋代墓葬壁画，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东晋霍氏墓壁画》）
对蜀汉的贡献
汉晋时期，滇东北一直是宁州（南中）经济文化最为发达和繁荣的地区，号称“宁州冠冕”。蜀汉政权统治南中期间，以滇东北为重要的物资供给基地。“朱提银”、铜等冶金产品，“耕牛，战马”等畜牧业产品，以及大量的人力资源，成为蜀国兵源，税赋的重要来源。
（朱提银）
南北朝至唐宋时期的朱提
南北朝至隋初，国家分裂。南中（宁州）地区名义上隶属于中央王朝，实际上长期处于地方割据势力爨氏统治之下。隋和唐朝前期，封建王朝中央在云南恢复了郡县制度，但实际统治权力仍掌握在大姓贵族手里。唐朝中期至两宋时期，南诏、大理政权先后兴起于滇西，控制了西南广大地区。
滇东北先是被纳入南诏、大理疆域，后来则成为宋王朝间接统治的羁縻之地。自南北朝至两宋大约800年的漫长历史时期中，这里总的说来处于一种相对的区域性闭关自守的状态，社会发展也陷入长期的倒退、停滞状态。
随着力量的强大，南诏与唐发生尖锐矛盾，爆发了著名的“天宝战争”（公元751年――754年）。天宝战争以唐军惨败而告终。天宝战争中，南诏依附于吐蕃。此后，长期受吐蕃贵族的野蛮榨取，双方开始产生裂隙。南诏决定重新归附唐朝。为重订盟约，公元794年（贞元4年）正月，唐朝中央派巡官崔佐时到达南诏首都羊苴咩（今大理城），南诏王异牟寻在点苍山会盟，双方重归于好。
当年10月，唐德宗派袁滋为“南诏使”赴云南正式册封异牟寻为“南诏（南诏王）”，并向他颁发一颗金印。为表纪念，袁滋一行在途经有名的石门（今昭通盐津豆沙关）之时，在险峻的临江石壁之上摩崖，郑重题字，把“开路置驿”、册封南诏的事由刻写在石崖之上。这就是著名的“袁滋摩崖石刻”。这个石刻一直保存到今天，成为反映云南与内地关系史的重要实物史料。
宋封乌蒙王
在滇东北，宋朝政府曾封乌蛮乌蒙部首乌领阿杓为乌蒙王。宋封乌蒙王，建立了对滇东北的间接统治，有助于这里与外界联系、交流的加强，对这里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
元代初期的滇东北情况（文献记载）
元代初期，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曾经过云南前往缅甸，路过滇东北，记录了这里的一些情况。当时，滇东北一带驿道畅通，沿途设有站赤，为过往官、商提供马匹及其他服务。沿途可见到很多城镇、村庄。这里商业较兴盛，活跃着一些专门从事大宗贸易的商人。这里的黄金生产发达，但当地主要不是使用金属货币，而使用海贝以作为交换媒介。当地居民食用肉类、乳品和粮食，并以粮食加上香料酿酒饮用。
明清时期的滇东北
从元代到清代初期，封建中央在滇东北等地一直实行土司制度。这是封建中央为适应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特点而采取的一种特殊的地方统治制度。土司制度在历史上曾经起过保持国家政治统一和促进边疆开发的积极作用，但又存在着严重的落后性和很大的消极面。随着中央力量的发展，封建国家展开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行动。
从乌蒙到昭通
改土归流后，1731年，鄂尔泰上奏雍正皇帝，将乌蒙府改名昭通府；设恩安县，废旧城天梯城（今昭阳区土城），改建新城于朴窝（今昭阳区）。昭通府下辖恩安、永善两县，及大关、鲁甸两厅和镇雄州。此一时期，昭通白银矿冶业也进入盛期。昭通府鲁甸厅乐马厂银矿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银矿。这里正是古代著名的“朱提银”的产地。
除了从朱提到乌蒙再到昭通的历史变革，昭通在抗战时期也有许多值得回味的历史故事，下期小编接着和大家一起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