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笨小孩》探索现实主义叙事范式的实践之作
《奇迹·笨小孩》是文牧野导演继《我不是药神》之后又一部以商业类型片方式探索现实主义叙事范式的实践之作。该片于2022年2月在内地院线上映，票房突破13亿。这部商业类型片能够成为国家电影局2021年重点电影项目和建党百年的献礼片，意味着它找到了“十八大以来年轻人与深圳这座城市共同成长”这一宏大命题的解题思路。在春节这个集体叙事的档口进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显在表达，影片对小人物奋斗拼搏史的观照有意识远离残酷叙事的框架，转而遵循商业类型片的叙事规则：在精准节拍下完成故事的起承转合;采用通俗性叙事的策略;追求个性化价值表述和大众志趣的平衡。
现实主义电影需要历史现实在地域性和时代性上为故事取材提供支撑，强调在影像意义上的纪录性价值。《奇迹·笨小孩》的故事发生地深圳是一座以移民、打工创业和改革开放为关键词的经济特区，电子信息产业是深圳的代表性行业。易烊千玺饰演的景浩是中国第一电子街华强北电子市场里一名普通的手机配件维修者。2013年的深圳正值产业转型阶段，凭借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增长掘得第一桶金之后，“华强北”的创业者们正在探索电子信息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方向，三尺柜台一夜暴富的奇迹不断在“华强北”的各个角落上演。电子元件厂厂长景浩和“奇迹小队”队员的角色汲取了“华强北”个体奋斗者的原型，他们的创业故事是华强北创业者们逆袭人生的缩影，也是深圳民营电子产业崛起的传奇化演绎。
一、 传奇叙事中的群像塑造
商业类型片的本质是迎合大众的审美范式，为了谋求商业价值的最大化，影片必须调动和满足社会当下的集体期待，实现价值询唤的功能。《奇迹·笨小孩》虽然立足现实社会语境，但在叙事上刻意规避了对社会本质复杂性的探讨。导演的本意并不在打穿分化的社会阶层，也不在质询苦难的根源。就像影片的名字一样，“笨小孩”景浩的创业成功之路是“努力就会发生奇迹”的现代成功学范本。景浩和“奇迹小队”的经历是超越观众现实生活逻辑和个体经验的，具有传奇化叙事的色彩。兄妹二人在开篇之初即被从原生家庭关系中剥离开来，身处孤独无援的境地。“拯救家人”的亲情之爱与“时代拼搏”的宏大主题形成叙事同构，从而遮蔽了以景浩为代表的个体奋斗者追求事业成功的深层动机。
随着21世纪初好莱坞电影的冲击和内地电影工业化的自我革新，被纳入到大众消费体系的电影体现了更强的商品性和娱乐性，第五、六代导演不断地探索如何平衡文艺表达和商业诉求。在这个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导演，也开始摸索艺术性和商业性的融合之道。《我不是药神》和《奇迹·笨小孩》这两部基于现实生活经验的传奇叙事也呈现了去中心化、主体个人化的特征。影片将叙事焦点落在底层人群鲜活的生命个体上，以取代宏大的历史阐述。
《奇迹·笨小孩》以景浩为叙事中心人物，在他的感召下集结而来的“奇迹小队”队员们分别代表了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各个切面，这些个体角色的典型性塑造帮助影片完成了对社会议题的触达。养老院残疾退休老兵钟伟的存在提示了社会福利保障的系统性缺失;走在自我维权道路上的黑工厂受害者汪春梅是单亲妈妈的典型画像;网吧“三和大神”刘恒志和张超代表了沉溺于虚拟世界寻找生存价值的迷茫青年;因替人打抱不平而留有案底的拳击手张龙豪隐射刑释人员所面临的社会接纳问题……文牧野在人物角色背景的样本抓取上充分考虑了时代性和现实感，对都市社会弱势群像在历史维度上进行了精确的表征。然而，随着小队成员进入好景工厂开始手机精密零部件的拆卸工作，他们就脱离了个人际遇的生活场景。影片对社会症结的映射被统一设置为“升级打怪”的集体主义互助奋斗模式，对于社会真实议题的淡化和回避使得人物设定的“精准性”透出了几分人工雕饰的意味。回观影片围绕着由主角簇成关系网的人物群像，“奇迹小队”个体角色的生命力被景浩负债救妹、孤注一掷创业的精神力量所削弱，止步于对社会阶层困境某种背景式的群像表达。而影片的主题“逆袭人生、创造奇迹”便成为了压在景浩一个人身上的时代命题。
二、情感叙事的空间意象
与第六代导演不同的是，新生代导演的生长没有背负太多使命，他们对于现实主义观照也不再局限于对影像纪实美学范式的探索以及社会变革的反思和批判，而是转向在史实记录的历史维度中寻找个体生命经验的叙事内核，并且更加留意分众化的电影产业规则。文牧野定位自己为“职业导演”，强调在注重题材和个人表达的同时也要对得起投资方。职业导演的专业主义实践有其自身的路径：用“技术服务故事”的方式靠近大众审美范式，从真实的社会事件中提取与观众的生活经验产生记忆联结和情感共鸣的空间意象。
在地理空间上，影片中的都市景观以二元对立的形式逐层展开。在城市折叠的褶皱处，日常生活图景蕴藏着资本化和制度化的隐喻意味。杂乱破败的城中村、环境逼仄的出租屋和破旧衰落的养老院，与高耸入云的玻璃幕墙大厦、整洁现代的跨国公司写字楼形成鲜明对比，昭示着宏大叙事下底层民众个体命运的卑微和脆弱。在心理空间上，集装箱里的工厂营造了一个温情却又悬浮于现实世界的“小圈子社会”：结婚典礼上小队成员如家人般亲密相处;为汪春梅勇斗恶势力时，老老少少展现了“两肋插刀”的兄弟义气;被驱离工厂后，员工们更是将手机原件带回家中进行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作业。影片的开端始于“负债救妹”的亲情动机，基于地缘关系集结而成的“奇迹小队升级打怪”，合力解决一连串危机，将线性叙事的剧情推向高潮。以家庭、伙伴为核心的初级群体的情感关系取代了工厂制度下的组织关系，被迁移到“奇迹小队”的集体语境中，形成了充满温情和友爱的情感叙事。
主旋律的商业类型片在高潮情节之后，通常顺延一个仪式感的闭合结尾。在《奇迹·笨小孩》里，阶层矛盾的问题最终由资本出手解决，景浩和他的“奇迹小队”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完成了客户的订单，实现了身份地位的飞跃和苦难人生的自我救赎。以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作结的“大团圆式”结局虽然符合春节合家欢的基调和大众的情感诉求，但难免让人怀疑其程式化的套路刻意遮蔽了阶层分化的根本矛盾，淡化了对于社会现实本应给予的反思和批判。
当我们站在电影工业美学视域下审视这部影片时可以看到，相较于《金兰桂芹》、《安魂曲》等早年的短片作品，文牧野在深耕“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发生了明显的语态转向。《奇迹·笨小孩》的类型化尝试，是新生代导演在中国电影工业市场化语境中对工业美学的实践。通过回归现实主义题材，与主旋律融合的商业类型片得以对其核心叙事的情感深度和意义深度做出某种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