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中的儒学世俗化 含着对人性的理解和对伦理责任的强调
近年来，儒学在漫长历史阶段中的世俗化过程成为国学研究中的重要命题。从汉到唐，以贵族士大夫阶层为主要读者的诗赋散文成为文学创作与儒学传播的中心。这种文人文学的作者多半出自高门，它们以儒学大家的形象成就了文人文学的颠覆。但自宋元之后，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发展完善、市民经济的发展与庶族地主的不断崛起，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成为一般民众广为参与的文学样式，儒学也随之从高深走向通俗，从士大夫阶层走向普通民众。清朝初年的泰州学派继承并发扬了王守仁的心学思想，在反对理学束缚人性的核心观念中，引领了这一时期的思想解放潮流。清代文学中的思想解放与儒学的自我更新进一步体现为传统儒学的世俗化，在小说、杂剧、传奇等多个方面均有重要体现，甚至当代根据清代文学改编的影视中仍能看到对这些内容的反映。
一、清代小说中的儒学世俗化
清代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巅峰与市民文学的代表。清代小说样式丰富多彩，其内容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它们未必是清代社会生活的镜子，然而确实与当时的种种方向有关。就儒学的世俗化而言，清代小说继承了明代陆王心学肯定个性与个人欲望的一面，真正在思想意识与社会生活两方面开始了对儒学的世俗化。
在思想意识或者说价值观引导的方面，世俗化的教化倾向与对流行价值观的追随催生了《儒林外史》等讽刺小说，讽刺小说对“正统”儒生的调侃又反而肯定了流行的世俗化儒学。对儒学或儒生的认识并非一批固定的结论，而是不同历史时期大众认可的普遍观念。一个时代的常识可能成为另一个时代的谬见。《儒林外史》以简练有力的写实笔法描绘了各种儒生们为追求功名富贵的样貌，许多电影中也有着相应的表现。1985年蒋广森导演、巢萍主演的《儒林外史》便入木三分地刻画了老儒生范进中举后谵妄疯癫的丑态。范进时年五十余岁，家中穷困不堪。周进见到他，便想起了自己当年的惨状，在惺惺相惜之下，将他录取为举人，因此上演了一出“范进中举”的癫狂闹剧。这部影视作品真实地揭示出僵化的理学与科举制度是腐蚀人心的原因，并对当时官场的腐败、选拔制度的弊端、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束缚等进行了深刻地批判和嘲讽。
儒学世俗化在故事内容或社会生活方面则体现为小说中官能追求与香艳描写的增加。尽管其中的末流不免嬗化为千人一面的佳人小说或以色情化描写为主的狭邪小说;但在对人性与欲望的肯定下，这也是市民清代儒学世俗化难以避免的侧面。更多小说则是在人性自由的写作中，体现出人性光辉与情感的珍贵。例如《好逑传》(又名《侠义风月传》)中，御史之子秀才铁中玉为洗清父亲冤屈却惹怒权贵，无奈离开京城，在游学中搭救兵部侍郎家女水冰心;后来铁中玉寄宿寺庙时被僧人下毒，水冰心将铁中玉收留在家中，才学相当的二人相互倾慕，却因二人均以为相见非礼，因此婚后不肯同房。在经皇后验明其清白后两人终于扫除障碍，结为连理。在与原作同名的电影作品《平山冷燕》中，平如衡、山黛、冷绛雪、燕白颔四个青年男女经历坎坷，终于在皇帝的赐婚下结成两对佳偶的爱情故事。这样的故事人情故事表达出了丰富的伦理倾向，它们一方面同情、理解甚至欣赏男女主人公自由恋爱、追求幸福的行为;另一方面又保持着儒学的教化功能，对贪淫、不顾礼法、不敬长辈等行为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为人情的追求划出了伦理道德的底线。这种世俗化的儒学观念既包含着对人性的理解，也包含着对伦理责任的强调。
二、清代戏曲文学中的儒学世俗化
尽管王国维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并将小说称为明清最具代表性的文学门类，但诗词戏文等文学形式在市民经济繁盛的清朝也数量巨大、足有可观。例如杂剧在这一时期并未形成继其在元代的划时代突破。朝代的兴亡、民族的危难，以及晚明以来城市工商经济的蓬勃发展都影响着清传奇的创作。
清代传奇作家们或秉遗民志气，或取民间流行的传说，令他们的作品内容同样包罗从人情风俗到世态炎凉间的世间万象，在百余年里深刻地影响着广大市民与小农的思想观念。例如，以李玉为首的“苏州派”作家针对晚明传奇文采繁缛、情节冗长的弊端，创作了一批极具有时代特征的优秀作品。李玉所著的《万里圆》便以清兵南下，明朝灭亡为背景，讲述了出任云南大姚县令的黄孔昭夫妇与儿子儿媳、孙子团圆的故事。在《万里圆》的改编电影中，父亲黄孔昭宁可隐居在白盐井也不愿出任京官，儿子黄向坚则为寻回双亲独行万里，历尽艰险将父母迎回苏州。影片试图通过黄向坚穿越国土的视角担负起社会全景剧的职责。其中儒学思想的很大一部分已经从缅怀故国、揭露故国移民悲惨无助的国家主题转向教化观众孝顺父母的家庭主题，儒学教化的意义更多地显现为身临其境的感召力。
在传奇兴盛的同时，与传奇同属于戏曲文学但篇幅较短的杂剧也体现着儒学世俗化的特征。儒学虽是治学、修身、理政的学问，但儒学同样面向广大民众。清杂剧多取涉及国家兴亡的历史人物与故事作为创作的题材，与其他文学形式一起，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思想较为多元的一个时期。
市民阶层力量的壮大扩展了杂剧的题材与视野，使这一大众化的艺术形式从才子佳人的陈腐公式中解脱了出来。在与原作同名的电影作品《四弦秋》杂剧中，唐代才子白居易遇长安名妓花退红以琵琶诉说身世，两人相怜相惜。杂剧分别以花退红嫁与九江茶商吴名世为妻、白居易上疏请求捉拿凶犯被贬为江州司马的故事为线索，最后在浔阳江头归为一体。这部电影将朝堂论争、沙场征战的人生理想与红尘万丈的世俗生活融合，可以感受到杂剧家对风尘女性的道德宽容、理解甚至欣赏;同时，这部作品将江州司马沉浮幕僚的政治起伏寄托于女性知音的理解与知遇，赋予白居易与琵琶女同等地位，也折射着这一时期的多元伦理精神。作者没有从纯粹的道德视野看待花退红的风月身世，而是基于现实生活情理的道德宽容与理解对女性人格与经历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它们折射出了清代世俗伦理的宽容性。它是面向日常生活和基于人情、人性需要的宽容道德观，也包含着对礼法精神的强调。清杂剧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清代生活习俗和伦理道德观念的鲜活视角。总而言之，儒学在清代社会中仍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它将个体教化、社会教化和国家治理相融合，在各种文学作品的创作中体现出了创新性的转化和发展趋势。(王梦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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